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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垃圾共生的外乡人

城市的发展犹如人的生命运转一样,时刻都在吐故纳新。在我们周围,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废旧物品,但人们并没有感觉到累赘、臃肿,因为有这样一个群体,他们以收废品为生,每天默默地清理着,搬运着,让城市变得清爽、轻快。遍寻临汾的大街小巷,记者一步步走近他们

“快点快点!动作快点!”

据了解,在临汾市从事废品收购的人大都是山东、河南、安徽等外地人,数量不低于5000人,主要居住在西赵、东赵、水门街等外地人口聚集的地方。他们有的是在垃圾箱、垃圾房内捡拾,有的是走街串巷吆喝收购,有的开收购站进行粗加工。人们只是知道他们的存在,却未必了解他们的生活。

“收了赶紧走!别磨蹭!”

这些人肯吃苦、能受罪

几个戴着袖标的男人凶神恶煞地四下游走,严厉地吼叫着。被怒喝的小贩们赔着笑脸,“马上走,马上走!”

“有别的挣钱路子,谁愿意干这个啊!”“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人,城市的垃圾肯定会堆积如山,我们收废品对城市贡献也非常大。”记者在西赵村采访很多收废品的外地人时,总能听到这样的话。

这是北京西三环边上的一处早市,人头攒动,卖菜卖水果的小贩们从早上天不亮就在这里摆摊。八点一到,市场的管理人员就吹着尖利的哨子出来撵人,“还不收?不想干了是吧?!”

这些外地人普遍来自比较贫困的地区,人多地少,靠种庄稼仅能糊口。来自山东临沂的王强告诉记者:“俺老家的几亩地打出的粮食,保证全家人天天都能吃个肚儿圆。可是孩子要上学,老人要养老,还有各种人情来往要应付,不出来打工能行吗?我们这些人每天起早贪黑,一分一厘地挣,太难了,还被人看不起。”

卖完卖不完,今天的“营业”就到此为止了。吼声如鞭子,小贩如绵羊,被驱赶着用最快的速度离场。

提起这些外地人,本地人对他们颇为佩服,来自尧都区刘村镇的曹女士与这些外地人同在一个院子住,对他们的生活很熟悉,她说:“这些外地人很能吃苦,真能受罪!有些捡破烂的,就在垃圾堆里扒拉着捡菜叶,回去后挑一挑就煮着吃了。”她说:“咱们本地人懒、爱面子,谁愿意干这个呀。”

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陈姐则挥舞着大扫把开始清理满地的狼藉。菜叶子、塑料袋、泡沫保温箱以及没人要的纸箱子,都是她的“宝”。菜叶子里偶尔能刨出来些品相还不算差的土豆胡萝卜,剩下的纸箱子则会被她压扁,捆扎好后扔到小三轮车上,送到废品收购点去。

水门街某塑料收购站打零工的曹小花,河南周口人,丈夫收破烂,她就在附近的收购站干些零活儿贴补家用。她做的活儿就是把塑料瓶的外包装纸撕掉,将瓶盖拧下来分开处理。“一斤塑料瓶才挣九分钱,好好干一天也就挣20多块钱。我家孩子从来不敢对同学说父母是干什么的,觉得这个行当低贱。”该收购站的老板李震鹏,安徽阜阳人,干收购站已经五年了,算是个小老板。他专门回收塑料,进行简单粉碎,然后打包运往河北、江苏等地的化纤工厂。他笑着对记者说:“我这还算是老板?你看看我们整天与垃圾为伍,家就安在垃圾堆里。经常还有派出所、环保部门的人来查,到处给人点头哈腰,活人真难!”

除了在早市上打扫卫生,陈姐还兼着一个小区的保洁工作。她在小区里清扫楼道,清理垃圾箱,把废弃的垃圾送到社区的垃圾站。小区居民掩着鼻子扔出来的垃圾,她要分门别类地拆开,有残余价值的拿去卖废品,易腐易烂的生活垃圾则要赶紧清走。

再苦再累,人总要活着

“现在很少有走街串巷收废品的了,都是我们这些做保洁的兼职干。还像以前一样蹬三轮车去满街转,会被城管罚的。”

生活很艰辛,这些外地人也有潇洒的一面。据西赵村的很多人讲,这里的外地人和本村人交往比较少,大家见面仅仅打个招呼而已,外地人更喜欢和老乡们聚在一起聊天。“他们能吃苦,也想得开,活得很潇洒。每天晚上,村口都会有很多外地人聊天、打牌、喝酒,感觉人家的日子还挺滋润。”一个村民说。其实这些人也都是黄连树下抚琴——苦中作乐。

从河北到北京,一晃已经十年。如陈姐这样,在北京与垃圾打交道的外地人,是个数量不小的群体。他们大多没接受过高等教育,初中毕业就算“高学历”了。在城市的清洁系统里,鲜有北京本地人参与垃圾清理和回收。

说来也巧,记者采访的时候,正碰到一个 “小仙”——来自山东临沂的老张,一手提着老白干,一手拿着包花生米正慢悠悠往回走。老张已经60多岁了,他告诉记者:“孩子都成家了,自己辛苦了一辈子,付出了很多,也该享福了。俺每天蹬着三轮车能收多少废品就收多少,晚上吃个花生米,喝两口小酒,日子也舒服着呢。人总是要活呀!没有钱了,儿女也给些,更好的日子也不想。”

干这个行当不仅需要吃苦耐劳,还得学会忍气吞声,北京的“爷”是绝不碰这些脏活,也绝不受这个气的。

执法能否人性化一些?

干了这么多年,她在旁人眼里依然像个隐形人。大多数居民不知道她姓甚名谁,从哪里来。有一回工作服洗了没有干,她换了件捡来的衣服,居然被保安拦下来,问她要找谁。

近几年,随着废品收购行业人数的增多,如何对这个流动性很强的群体进行管理也现实地摆在了政府的面前。相关县、区还专门成立了综合治理办公室对这个行业进行规范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有的做法让人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。

但是陈姐无所谓,谋生不易,除了保洁的收入,卖点废品一个月也能收入三四百元,够吃饭了。

“喷油漆、喷字、挂牌子,人力三轮车今年收费最高360元,最低160元,电瓶车更贵,得四五百元。如果3个人一起办手续,原本300元的费用260元就能办了,就和市场上做买卖一样,随意讨价还价,一点儿都不规范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。“他们收费大致看年龄给价格,年轻一点儿的多收些,老点儿的就少收些。有的老汉快70岁了,他们拉个平板车随便捡些东西糊口,也要交费,感觉很不人性化。”一旁有人插话。

陈姐常去“销脏”的废品收购点深藏在一处不知名的小胡同里头,来自安徽六安的老张是这个收购点的“老板”。原来在农村种地的老张,家里有三个孩子要养活,那时候日子过得太苦了,在亲戚的怂恿下,他毅然决然抛下锄头,跑到城市里来“拾荒”。

“一天都不能耽搁”

刚来北京的时候他住在西五环外的龙王堂村,每天要骑一个半小时的三轮车到市里来收废品。“必须到市里来,村子里啥都收不着啊!买个三轮车,吆喝呗!”

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上学难是个共性问题。据了解,仅西赵村外来人口就有千人之多,今年,至少有20多个该上小学的孩子无法正常入学。据他们讲,西赵小学解释说,上面有政策,只允许招一个班,人数45人。可是光本村的小学生差不多就占满名额了,外地的孩子很难挤进去,一些家长着急得团团转。

年轻的老张起早贪黑,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。无论严寒酷暑,每天空车上路,希望满载而归。大到家具家电小到矿泉水瓶子他都要,从不嫌少,只要肯吃苦,饿不着。但那个时候最令老张烦恼的是隔三差五的会遇到“收容遣送”。

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张华正在为孩子上学的事情而发愁。“眼看就要开学了,孩子可是一天都不能耽搁啊!我现在就一个想法,无论如何都要让孩子多读书,将来一定要比自己强,我们再苦再累也认了。”言语中透着坚毅。“往年,外地孩子可以在西赵小学就近上学,听说今年政策有变化——划片了,西赵村的外来人口子女要去市里的一个小学读书。距离有些远,每天接送孩子很不方便。”她告诉记者。

“只要你是外地人就不行,夜里都抓你!”第一次被民警和保安拦在路上的时候,老张收了一板车的废铁,正兴冲冲地往回骑。“大白天的就把我截下了,三轮车抄去,人关到昌平的拘留所里。”

“一个小学提出要四证,户口本、暂住证、就业证、房东的房产证,我们很多人是收废品的、卖菜的、哪来的什么‘就业证’啊!”张华说着,话语中透着太多无奈。据了解,临汾很多私立小学学费很高,每年从1000元到1500元不等,公立小学对来自外地的学生每年也要收取五六百元的 “借读费”“赞助费”。

在看守所蹲了一天一夜以后,又被大卡车送到了火车站,“抱着头蹲着,像看押犯人一样把我们带上火车。”同车被遣返的大都是同一个地方的人。

尽管负担很重,但是只要孩子能上学,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咬牙也要供。因为孩子就是他们的寄托、他们的希望。他们想通过教育改变下一代的命运。

“火车到了阜阳就把我们扔下来了。”这是离老张家距离最近的一个火车站,也不管他们下火车之后是不是还有余力和路费返回农村。

“没人问问凭什么抓你们吗,犯了哪条法?”

“谁敢说?没人敢说。谁敢问啊?!”老张一个劲地重复了好几遍“谁敢问”,瞪着眼睛像看傻子,“谁问谁犯法!”

还有一次,老张跟几个老乡在饭馆吃饭。遇上了警察临检,查验身份证、暂住证。坐在馆子里的老张懵了,他没带暂住证。吃个饭也能被抓,于是又被遣送回了阜阳。

更令他没想到的是,晚上睡觉也有人来敲门检查。联防队跟着派出所来查房,只要一听是外地的,首先就递解到拘留所。“到安徽的人凑够一卡车了,送走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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